三校论文集：抑郁症的社会根源与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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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录自论文集入选论文《抑郁症的社会根源与社会建构》，作者冯浩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21届社会学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是富晓星教授。具体文字与最终出版稿略有差异，以正式出版稿为准。

    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大家有出版需要，可以帮忙推荐！

本文目录

引言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笔者对于抑郁症相关话题的研究兴趣，首先源自笔者自身的生活经验：一方面，笔者偶然发觉，周遭罹患抑郁症的人不知从何时起开始慢慢增加：2017年2月至7月，在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时，很多高校学生曾向笔者透露，自己因抑郁心境的频发与持续性的糟糕睡眠质量而有了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习惯。当笔者结束交流回到大陆时，发现情况亦是如此，很多情绪状态时有不佳的朋友曾在笔者的陪同下前往心理门诊寻求医学治疗，久而久之，来往于学校到当地心理门诊的路上，对笔者和朋友们而言亦逐渐成了“家常便饭”。笔者时常会不禁思考，为何自己能够如此轻易地接触到这么多抑郁症病患，多到甚至无需在人群当中对他们予以额外的识别，便可以寻得其痕迹。笔者同样并不想将这种情形理解为一种偶然，而是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抑郁症在当下流行的缩影；另一方面，在这些抑郁症病患之中，当提及自己的患病经历时，他们对于自身痛苦的指控并未将矛头对准疾病及其症状本身，而是对准那些在发生在患病结果之前的种种事项，尤其是那些塑造了抑郁症罹患结果的，已经长时间存在着的令人绝望的生活状态。

以上二重经验事实促使笔者不断反思：首先，就抑郁症的成因而言，它的形成与当下的流行，是否同目前宏观社会情境中的某些根本性特征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因果联系；其次，就抑郁症概念的具体内涵而言，它是否单纯成为一种从属于精神病学范畴之内，用以指涉以某些极端化的抑郁心境作为表征的病状或病态的病理学概念？

结合已有相关研究，笔者认为，若想要透视抑郁症形成和流行的现代化结构性根源，并进一步分析现代社会对于抑郁症概念病理学内涵的强化，首先则必须将矛头直指现代社会结构当中的核心物质性组成，其包括但不限于：市场经济交易模式、社会阶级与阶层分化、劳动力市场与现代劳动关系等等。

而在前人的研究当中，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对抑郁症进行讨论，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切入视角的做法尚不多见。诸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主要理论源流的学者极少将抑郁症作为其对现代性社会进行批判性分析时所使用的主要概念；学界亦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偏差共识，认为笃信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常常将笔墨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物质性要素进行分析上，而抑郁症、抑郁心境和抑郁状态，作为一种主观层面上的意识存在，并非其关注的重点。而在笔者看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视角，对抑郁症相关事项进行社会学分析同样具有有效性和重要的研究意义：一方面，马克思（Karl Marx）本人在其作品中时常会强调市场经济、雇佣关系与异化劳动为无产者造成的剧烈心理摧残（Marx, 1932）；另一方面，抑郁症的罹患状态，作为一种发生于个体身上极端化的抑郁心境的意识存在，既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社会因其自身缺陷而施加于个体之上的负面后果，又可以被理解为对现代性社会内在固有症结等客观物质性现象的主观反映。

综上，笔者的关注重心并不在抑郁症本身，研究旨趣并不在于通过实证主义式的数据分析推理出抑郁症的流行同一些简单的社会学变量的具体关联，亦不在于符号互动论式的，过分将笔墨集中在分析抑郁症概念的象征性与隐喻性内涵上，而在于通过对抑郁症相关事项的讨论，从而对现代性社会当中的结构性组成及其内在缺陷进行批判的批判式研究。一方面，笔者并不想把对抑郁症相关事项的解释权全权交由精神病学，而是想首先将抑郁症的患病状态视作一种社会事实予以理解，从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抑郁症所代表着的极端化的抑郁心境，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存在，于个体身上产生，乃至此类抑郁心境在人群当中的流行蔓延，是否同现代化社会语境下的结构性条件存在着系统、本质的因果联系？另一方面，笔者同样关注那些来自建构论者的解释，进而反思对抑郁症概念的主流医学化界定是否确如精神病学所潜形宣称的一般，是科学、精确而无可指摘的终极真理，还是一种将现代性症结所造成的社会性困境化约为病理性症状的知识建构结果，并存在诸多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笔者倾向于将抑郁症的概念理解为一种尤其存在于现代性语境下的知识—话语建构，进而分析此种建构所起到的意识形态化功能。

二、研究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对城市青年抑郁症病患生命史的研究，分析抑郁症，这一强烈关涉现代性特征的事项，其产生所依赖的社会结构性根源。继而探讨，当抑郁症成为一种医学化的概念时，其表现、功能与作用为何。故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集中在如下三点：

首先，抑郁症产生的社会结构根源在当下的时代背景当中的具体指涉何如？以及此类结构性根源在施加于不同个体之上时所产生的影响的具体呈现为何？

其次，对抑郁症概念的医学化建构，其具体表现、动机、本质与功能为何？以及基于此种界定而产生的，一系列针对抑郁症的医学干预手段，其收效上的局限性又何在？

另外，抑郁症病患是否确如大众对其常识性认知一般是丧失理性并行为失范的，而其理性与主体性又何在？

三、研究方法与所用理论

鉴于前述基于抑郁症相关话题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当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视角，以及基于抑郁症病患个体生命史故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并不多见。故笔者首先在理论工具的使用上，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当中的异化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阶级分析法进行分析：一方面，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模式之于个体异化状态的塑造上洞见敏锐，有助于笔者将宏观的社会时代性症结与微观的个体生存境遇结合分析，以求更为清晰而具体地探究个体抑郁症的产生所依赖的社会结构根源；另一方面，由于抑郁症的社会建构过程往往牵涉到对于理性概念的界定与讨论，而其将抑郁症背后的越轨行为做疾病化的解释，并将视线从越轨行为的社会根源转移到个体内部因素的具体过程，又极为接近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性质与功能的描述。因而笔者认为，以上理论对于本文就抑郁症概念的医学化建构的讨论主题有较高的契合度与启发意义。

其次，笔者在成文前的调研中，所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访谈法、参与观察法以及对个体的生命史故事的研究，并期望通过后者了解抑郁症病患作为患者的求医过程与作为完整的人的生活经历，一方面期望呈现出社会结构在其患病结果乃至整个生命历程当中所施加的诸种影响与限制，以及对抑郁症的社会建构过程在其求医经历当中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力图以其对患病经历以及造成其抑郁结果的诸种结构性根源的反应、互动过程，阐发抑郁症病患在以上过程当中所彰显出的共情能力、未被抑制的否定性，乃至作为完整的人所持续具有的主体性，以求撼动既有的，将抑郁症病患片面视作丧失理性、行为失格，并完全受到社会结构与不平等权力所宰制的病态客体的理所应然式的观点。

四、研究对象与田野工作情况

在文中，笔者将目前活跃于我国各大城市当中的青年抑郁症病患群体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由于当下抑郁症在人群之中的流行特征存在着显著的日渐低龄化与青年化的趋向，笔者期望通过此次研究回应这一变化，并对其做出解释；此外，则是由于这些城市青年抑郁症病患群体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在这一主题的研究当中存有典型性：首先，成长于千禧年代的青年人，一方面享受到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诸多红利，而另一方面，亦直接为市场经济中所不可避免的负向因素所限制；其次，无论是在高校内就读的学生，还是初入职场的新工作者，这些青年人均在未来即将，或是在当下已经成为了劳动力群体当中的主力军；此外，倘使笔者对其中的大部分人进行社会阶层属性上的分析，便发现他们往往从属于新工薪阶层：其大多从事非体力劳动，并供职于第三产业领域。而其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传统工人群体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类新工薪阶层群体往往拥有更为优渥的薪酬、更为出色的履历与更高水平的智识，但以上极为有限的较优越条件仍不足撼动其不占有额外经济与社会特权的较弱势社会阶层位置：一方面，他们并不占有任何形式的可以进行再生产与高度积累的经济资本，而其劳动过程的本质仍是出卖自身劳力并不断为雇主榨取自身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们往往时刻面临着一种流沙式的高风险生活状态：既作为当今劳动力主力军的一员，同时又因其所供职的行业往往具备着较高的劳动力淘汰率，从而处于一种潜在的失业状态，进而成为潜在的劳动力“后备军”。以上种种决定了这类青年人，因其劳动力主力军的社会角色，和其较弱势的社会位置，而作为现代性语境下的行动主体，更易感知到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对其个体生活所造成的限制与负面影响，也对于这类负面影响的主观感受更加敏感，其脆弱的情绪亦更易为以上所左右。

在田野工作方面，笔者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曾多次来往于厦门市的一家精神专科医院，X医院。起初是为了陪同一位身患抑郁症的朋友前去检测、复诊与取药，而由于在此不久前，笔者所就读的A大学人文学院发生了一起震惊全校的学生自杀事件，院系领导格外重视我院同学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在相关宣传的带动作用下，同学之间寻求专业心理障碍干预的主动性逐渐提高，其中有部分同学在此期间被确诊患有抑郁症，而X医院是厦门市医治精神疾病的最权威机构，在厦门市民之间口碑甚佳，几乎成为了问诊心理问题的“必去之所”。于是，笔者在陪同朋友前去就医期间结识了更多同校或是周边学校的抑郁症病患，以及一些初入职场的青年抑郁症病患，并逐渐同他们熟络起来。而后，由于彼此间的信任关系慢慢缔结，且病患逐渐知晓笔者的研究旨趣为医学人类学，因而这些病患时常邀请笔者陪同其前往X医院进行诊疗。期间，笔者慢慢厘清了抑郁症诊断与治疗的具体环节，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并有意识地在X医院与A大学的心理辅导中心等场所进行田野调查与访谈，尝试以参与观察的方式了解病患们的求医过程，以及抑郁症施加于其日常生活各方面当中的种种影响。

此外，笔者曾于2018年实习于上海的一家新闻机构，在工作期间，笔者结识了定居于广州市的抑郁症患者幽幽。目前，幽幽的情绪状况亦慢慢趋于稳定，并活跃于抑郁症病患的社交媒体圈子当中，成立了相关微信公众号平台，供其他病患分享自身的求医经历与日常感悟。在调研期间，幽幽成为了此次研究当中的关键报道人之一。在得知了笔者的研究目的与初步制定的研究思路之后，幽幽为笔者介绍了数位同其来往密切的抑郁症病患，笔者亦于2020年7月上旬开始于线上对其进行访谈，访谈的内容涉及其患病的肇始、求医的具体过程及其间遇到的困境、对于自身症状的描述，以及其基于自身患病经历而发的对于整段生命史故事的回顾。目前，基于上述调查经历，笔者已累积了访谈与田野笔记、抑郁症病患的心理健康评估量表与诊断报告、电话录音材料及其文字整理材料若干，以供成文时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此处省略6000字字）…

第三章抑郁状态的结构性根源及其社会学本质

一、竞争氛围及其致郁特性

首先，笔者经由调研发现，抑郁症的产生往往与当事者所面临的一种竞争型的生活氛围息息相关。竞争于当下的社会环境里，成为个体职业生活、学业生活与家庭生活等日常生活领域内的支配性行动规则，主导着人们的行事准则与行动方式。而此种竞争型社会氛围，尤其对社会成员当中的较弱势者更具明显的致郁特性。

1. 对于竞争的客观性依赖及其致郁性

2. 对于竞争的主观性依赖及其致郁性

…（以上省略3000字）…

小瞳毕业于东南沿海地区一所高校的设计类专业，从小就对艺术领域有着强烈的兴趣。尽管小瞳的家境并不十分优渥，但父母还是支持她选择走向自己所深爱着的艺术之路。按照小瞳的话来讲，自己如今能够学有所成，全都是父母省吃俭用，委屈自己而成全他们宝贝女儿的辛苦结果。

毕业后，小瞳在初入职场之际，曾经对设计行业抱有无限遐想：“那时候，我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尽其所学，在热爱的事业当中提升自己。既能够继续自己喜欢的事情，又能够凭借自己的本领混口饭吃，说不准将来还能够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但是现在看来，却是我想多了。最后的结果并不遂人愿，反而是我原本倾注了全部热情的工作与爱好让我抑郁。”

小瞳所供职的艺术工作室主要向外界承接有关虚拟形象设计的工作，一些游戏公司、动画公司与广告公司都跟该工作室有过频繁而密切的合作。小瞳回忆起自己在入职面试时，该工作室的负责人，也就是小瞳的上司，曾经给予她许多“现在于她看来完全并非如此”的许诺：

“讲出来你不要笑话我，我其实也挺有自己的艺术追求的。那时候，我最看重的就是自己在设计上的自主权，我不想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种完全受制于人的状态。如果我的工作是全权由上司或者甲方的意愿所摆布的话，那会让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台‘画画的机器’。当时，我也和面试官说出了这些职位期望，而他们也直言理解，并且许诺我对此可以安心。而这也是我选择加入这间工作室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真实的工作状态却与小瞳的职位期望之间存有巨大的落差：“其实做了半年，我就发现事实根本不是像他们所说得那么好听。现在想想，自己又何必呢，本来就应该意识到，老板不过是老板，他只不过是个商人而已，哪里又是什么‘艺术家’？工作室说到底也是一家商业公司，也是以盈利作为目的的，哪里会有不受制于甲方，受制于市场，而‘出淤泥而不染’地秉持自己艺术追求的道理呢？”

工作的现实状况让小瞳的美好向往逐渐落空，小瞳先前对于自己工作的熊熊热情亦逐渐淡化。按照她的话来讲，工作室的合作者们，也就是小瞳口中的‘甲方’们，往往给她提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要求：

“就比方说，他们想要我们来设计一款游戏内的人物形象，往往是出自市场的考虑，投消费者所好，但其实在我看来，这类形象往往是千篇一律的，甚至说毫无美感可言。其实这些倒是可以忍受，毕竟甲方们和我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可以理解，但一次两次倒也还好，问题就在于，当你要做的全部工作都是违背你的意愿的时候，那才是最难以忍受的。”

除了工作的内容逐渐使得小瞳备感身心俱疲之外，工作室里的氛围亦让小瞳觉得难以承受：

“其实说到底，设计这个工作是很‘吃青春饭’的。你需要有源源不断的新点子，有创意和灵感，所以等你年龄一大，思维和天赋这种东西，自然就比不过那些比你更年轻的新人了。也是因为这样，所有人都把初入职场时最基层的设计岗位当成一个‘跳板’。期间你可以熟悉行情，积累人脉，等到日后资源雄厚了，单独立业，甚至开一间属于自己的设计工作室，这才是出路所在。而想要积累这些日后能帮助你‘鲤鱼跃龙门’的资本，在你工作的地方成为那家工作室的‘主美’，也就是最拿得出手的设计师，这是最关键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室，几十号人，但是‘主美’的位置就那么几个，每个人都挤破了头，想要坐上‘主美’的位置。当然，我也毫无疑问地想成为‘主美’，毕竟我家里也不是特别富裕，爸妈为了栽培我，这十几年来也花了不少钱，小时候上的设计班，是我们当地最好也是收费最高的，爸妈也一点都不含糊。而成为‘主美’，对于我来说，不仅能拿到更好的薪酬接济家里，我也想在将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

按照小瞳的解释，即便自己多么难以忍受庸俗而商业化的工作内容，多么不喜欢当下的工作状态，自己还是咬着牙一直坚持了下来，就是因为她始终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终有一天会得到上司的肯定，而自己，就是‘主美’一位的不二人选。然而，竞争‘主美’的过程常常更加煎熬，小瞳不仅不断消耗着自己的身心，主动承担上司所派发的设计工作，而无视自己过劳之下疲惫的身体，还在期间做了太多的“违心之举”：

“令我烦躁的，不仅仅是大家争抢着，去竞争‘主美’这个位置的过程本身，还有上司评价你有没有资格成为‘主美’的标准。在我看来就是有问题的。比方说，我们工作室的老板，他评价一位设计师是不是优秀的，不看他质上的硬性水平到底怎么样，而是看他在量上能接下多少单子，这个就令我十分苦恼。因为有些单子，并不是我的兴趣与专长所在，甲方给出的设计理念也和我的看法存在矛盾，实际上我接都不想接。但你不接，留给别人，就等于把优势让给别人，所以很多单子我实在是违心地接了下去。而且我做设计，常常需要花很多时间耐心打磨，毕竟设计这个东西，在我看来不该是一种只图速度的工作。所以，即便是自己已经很忙了，也很抗拒去做一些设计，但最后还是违心地接了下来。现在想想，当初又何必这样呢？感觉自己实在是被好胜之心冲昏了头脑……”

到最后，那些在以前让小瞳抱以饱满热情的设计与作画，再也不能给予她成就感，而是慢慢变成一种折磨：长此以往，伴随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令人窒息的竞争节奏，以及小瞳对于工作内容的日益反感，小瞳最终陷入到了难以承受的抑郁心境当中。

……

二、孤立原子化状态与物化人际关系对于抑郁心境的加剧作用

…（此处省略8000字）…

第四章有关抑郁症概念的现代性医学化建构

…（此处省略300字）…

一、医学化建构的具体呈现

在本章节当中，笔者将援引具体案例，阐述有关抑郁症的医学化建构的过程，是如何在抑郁症病患的求医经历与日常生活当中具体呈现的。而笔者将于下文当中所述及的病患们，即便其中的大部分均选择求助于医学方式，以尝试对自身的抑郁状态予以解决。然而，他们对于以“抑郁症”这一医学化概念来指代自己的生活困境，及其所造成的悲伤心境的做法，以及对于医学方式在解决其抑郁心境的有效性上的态度和观点，却又往往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些案例当中，有关抑郁症概念的医学化建构，不仅时刻在病患们的求医经历与日常生活中有所呈现，且引起了不同病患对于抑郁症概念，以及针对抑郁症状的医学治疗的不同态度，同时亦于不同的情境之下扮演了作用迥异的角色。

1. 病患求医经历当中的医学化建构

来自河南省的小芸目前已经服用抗抑郁药物一年有余，期间亦接受过诸如心理辅导治疗与脑电治疗等辅助性的医学干预。然而，即便小芸已经在医疗过程中投入了高额的费用与巨大的精力，但医治过程的收效却令她不甚满意，这亦慢慢使得小芸逐渐对于医学治疗在缓解其抑郁心境上的有效性感到怀疑。

起初，小芸曾在接受医学治疗的初期，一度将医院乃至医生视作救赎之路所在。按照她的话讲，彼时，她坚信，只要自己配合治疗，谨遵医嘱，医生不仅能够帮助自己摆脱抑郁症状所带来的诸多困扰，还能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方面指点迷津，从而助其解决那些塑造自己抑郁心境的种种现实问题。然而，随着治疗过程的日益深入，小芸却愈发认识到，医学治疗，非但如自己的预先想象一般，是无可动摇的“灵丹妙药”，反而颇具有限性：

“那个时候，每次去医院的过程，慢慢地就变得愈发程式化。就是你每两周去医生办公室里复诊，医生跟你简单聊几句病况，就又开了差不多的药物来让你去取回去吃。除了等待的时间以外，前前后后，总共不过二十多分钟就结束了。而至于药物会不会使我的情绪慢慢好转，我也只能说，每次只是在吃了药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情绪会明显地变得好一些，但一到晚上，我就又感觉心情沉闷，每天就这么反反复复，而我的抑郁状态，似乎也没有质的好转。”

不仅仅是抗抑郁药物极其有限的药效，使得小芸逐渐丧失对于医学治疗过程的信心，小芸的诉求，亦常常在医生那里难以得到满足。按照小芸的话来讲，即便自己时而在后续的问诊经历当中，尝试同医生分享自己的现实遭遇，以换取其“在自己的预先设想下，是理应能够给出的”，较为专业性的指导意见，而不是仅仅将彼此间的全部对话内容局限于“近期的服药情况”这一单一环节，却亦总是遭致医生的冷漠忽视与不予理睬。而在小芸的第五次求医经历中，小芸的再三尝试则是遇到了来自医生的呵责：

“那次，我试着主动把控话题，想把医生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让我感到情绪低落的事情上，而非再随意地问两句最近药吃的怎么样。但是，医生当时好像对我的这一举动感到些许厌烦，对我讲，倘使我接着钻牛角尖，天天去想着那些困扰我的事情，是不会对我的病况好转起到任何作用的。按照他的意思，如果一个病人长期性地过度关注那些引发抑郁的糟心事情，那么这只是病人抑郁发作的表现之一。当时我跟他反驳了一句，大概就是讲，如果这些糟心事情能够全部退散，可能我现在的情绪就会立刻好一大半。然而，医生又对我讲，切忌有这种想法。他进而告诫我，要正视自己的病。它是一种生理性的病症，而不是暂时性的情绪低落。他要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治疗的过程里，积极配合医生，病况才能有所好转。但是我当时是真心觉得，自己在那段时间是按时服药的，大半年来一直谨遵医嘱，但是抑郁心情不也还是没有显著地变好。其实后来，医生也对我讲，说抑郁之所以这么流行，肯定是跟现在年轻人普遍生活压力大的现状有关联。但是他也和我承认，自己作为医生，病患所面对的外在压力，并非是医生力所能及的，医生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帮助我们扭转自己抑郁的病状……”

即便医生的一番告诫实属推心置腹地诚恳，但小芸的困惑与疑虑似乎并未就此消除。在她看来，自己即便心存疑虑，却也未曾如医生所言及的一般，是在“不断地钻牛角尖”，反而始终都在配合医生的治疗。而那些让小芸时感悲伤的现实困境，亦确实在一个始终未解的状态下，不断加剧着小芸所遭受的身心痛苦。其后，在抗抑郁药物的治疗过程之外，医生亦在后来委托专门负责对病患进行心理辅导的医师，为小芸进行额外的心辅治疗。然而，不但服药仍未让小芸的病情见显著好转，那些辅助性的心理辅导治疗同样未起到任何实质成效。

类似的经历不单见于小芸，有的病患同样对于医学治疗的有效性产生了相似的怀疑乃至抵触情绪，甚至自行中止了医学治疗的进程：

“我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是在一个下午。当时挂完号之后就进了诊室，而医生诊疗时也没和我多聊几句，全程就是她在问，我在答。期间，她一直在忙于打字，在电脑里记录我的病况，几乎很少和我有眼神交流。然而，最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不同于看其他科室，心理科的医生并不是直接由本人来给你确诊，而是负责给你开一些心理情况量表，要根据你的情况让你去别的房间做指定种类的量表，再根据量表的结果来判断你的病况到底如何。当时我花了二百块钱，做了三份不同的量表，一个是看抑郁指数的，一个是看焦虑指数的，另一个好像是看人格缺陷的。其实，我在填那些量表的时候就已经颇具疑虑了。之前在网上，不是有很多人会去傻乎乎地搜一些不专业的测试表来进行所谓的‘抑郁症自测’，那时候，有很多人都在对这个事情发出告诫，说网上的量表并不专业，如果确实感到自己陷入到抑郁状态里，就要去医院寻求专业的诊断和医治。我当时对这个观点是比较认同的，但是现实经历却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医院对你的诊断还是根据‘表’这个东西来决定的，只不过这个‘表’的内容可能更全面，更丰富，而再无其他区别。因此，当时我就已经开始有些怀疑，这个量表是否足够可以让医生拿去诊断你到底是不是抑郁症患者。”

“做个心理量表其实就花了我半个多小时，而这其实已经占了我那次看病的大部分时间了。当时我拿着做完的量表，再去找医生来看，本以为她会特别认真地给我分析，谁知她真的是，直接复制一下量表所自动得出的结论，誊写在病历报告上面，再跟你讲话两三分钟，整个治疗过程就算是结束了，就直接把我确诊了，说我是中度抑郁症，这算个什么事儿呢？我当时甚至还怀疑，是不是因为我当天是下午去的，已经快到了医院下班的时间，医生自己也着急，想着赶紧下班赶紧走人，所以才会这样……”

按照文博所言，他原本就并不认同自己是抑郁症患者，亦并不认为自己所面临的，那些引发其陷入抑郁情绪的现实压力，可以以抑郁症这一病理学概念而一言以蔽之。在文博眼中，反而仅仅是临近毕业时的诸多压力，让他的情绪暂时性地出现了问题。起初，文博前往该医院的目的，原是希望医生通过聊天等方式对自己进行较为专业的心理疏导，由此缓解自己的焦虑状态。但现实情形却远远超出了文博的预想，医生经由量表所自动生成的诊断结果，直接将文博诊断为中度抑郁症患者，并建议文博立即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而在文博看来，医生，在尚未详细地了解文博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条件下，武断地对其抑郁状态与焦虑情绪进行医学化的裁决，实在是难以接受：

“凭什么只通过三份量表，就认定我得马上吃药，这让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在我看来，服用抗抑郁药物应该是一个很审慎的决定，毕竟药物的副作用很大，服用药物也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情况和抑郁症之间就是实实在在的对应关系。再者说来，抗抑郁药物本就是处方药，医生如此随意地，就仅仅根据那几份量表的结果开具给第一次问诊的病人，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在那次之后，文博又前往该医院两次，并特意选择了一名同先前就诊经历当中不同的医生，以求更专业的医疗干预。然而，这两次经历仍未打消文博对于医学治疗的疑虑情绪，反而加剧了他对于进一步诊疗过程的抵触：

在第二次的就诊经历当中，该医生在审阅了文博的量表结果后，仍然给出了一致的诊断结论。而文博则就此向医生争论，认为自己并非是抑郁症患者，他的抑郁心境不是病症的体现，而是外在压力的暂时性结果。然而，该医生却告知于文博，据他的治疗经验，当患者希望医生帮助自己解决生活当中的其他具体难题，而回避自己的病理性症状，或是坚决地否认自己的患病事实时，此种情况常常是罹患轻度精神分裂症的前兆。医生的一番严厉告诫，更是让文博觉得哭笑不得：

“我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精神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分裂更是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实在是觉得很可笑，自己本来是向活人寻求帮助，结果现在可好，活人还要依靠电脑给的结果去帮你做诊断，咬定你就是抑郁症，就要吃药，这是什么道理？在我看来，拿一份冰冷的量表来评判我的健康状况，甚至是我的人格，这实在不能接受。”

其后，文博再没有向医院寻求帮助，即便他的抑郁情绪并没有如他预想中的，随着毕业压力的消失而得以缓解。但医生武断地将其心中的阴郁与那些造成阴郁心境的困境，简单地归于抑郁症状表现的做法，则再难让文博对医学治疗的有效性重拾信心。

…（此处省略8000字）…

第五章 结语：抑郁症的辩证否定性内涵

如上的讨论仍留给我们一些未解的难题：倘使致郁性的社会结构症结，仍在一种难解的状态下，继续为抑郁症病患带来剧烈的身心折磨，倘使意识形态的医学化建构手段，仍不足以缓解抑郁症病患个体的苦闷心境，亦不足以扭转抑郁症于当下仍在持续着的流行态势，那么，对于病患个体而言，他们何以摆脱持续的抑郁状态，由此获得最终救赎，而存有致郁性特征的现代社会，又何以摆脱抑郁症流行态势日益恶化的漩涡困境，从而超越既有的意识形态化手段，对其予以釜底抽薪式的解决？

……（此处省略2000字的）……

抑郁症病患，并非是完全受到不平等权力所宰制的病态客体，并终将面临面不幸始终占据着其全部生命历程的主调的先验命运。而在笔者看来，以上种种即已揭示出抑郁症本身即存有的辩证否定性的内涵：伴随着绝望抑郁心境的频仍降临，病患的生活质量由此遭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折损，却反而激活了另一种形式的自觉、理性、智识与自由。也正因如此，对罹患抑郁症的不幸之人而言，它使得某种形式上的自我救赎得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如同韦伯在给他因长期抑郁症状的折磨而自杀身亡表弟的双亲的安慰信里所吐露出某种心曲一般：“或许正因为他的病，他发展出一种敏锐的感情，一种自我清明，以及一种深深隐藏着的、骄傲而高贵的内在自我；即使在健康的人身上，我们也绝难见到这些。